“大缓和”是否让位于“大波动”？高通胀需强有力的政策回应。
“大缓和”是否让位于“大波动”？高通胀需强有力的政策回应。8月27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重要讲话，主题为“疫情后的政策展望”。施纳贝尔指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是否预示着宏观经济稳定的转折点，即“大缓和”是否会让位于“大波动”？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未来几年，疫情和俄乌战争将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空前增加；另一方面，各国央行为应对高通胀作出的决定，可以减轻和限制这些冲击带来的最终影响。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初晓分析伊莎贝尔·施纳贝尔讲话内容后点评，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型期间，世界经济及相关要素的波动将进一步加大，以及通胀的全球化使各国央行更难以控制价格波动。
“大波动”的新时代
第一，疫情和俄乌战争的特殊影响促使欧元区通胀率空前高涨。过去两年，欧元区的产出增长波动幅度约为2009年大衰退高峰期的5倍，通货膨胀波动率飙升至超过1970年的水平。一旦疫情和俄乌战争的特殊影响从数据中消失，产出和通胀波动必然下降。第二，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外部冲击影响—更大、更持久、更频繁。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极端和破坏性天气事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正在急剧上升，致使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产出和通胀波动。2022年夏天，欧盟正遭受史上最严重的干旱，近2/3的地区处于警戒或警告状态。第三，波动性下降的两个基本稳定力量受到影响——全球化和弹性能源供应，加剧未来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全球化发挥巨大的减震器作用。自198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不仅增加了劳动供应，还提升了生产效率，即使在需求旺盛时期，也很少实现对价格和工资施加持续的上行压力。
然而，在疫情期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意味着全球生产的重复和低效，各国对国内生产的逐渐依赖，或将使各国在未来发展中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非减少冲击。另一方面，弹性能源供应在未来几年吸收冲击的能力也将减弱。可再生能源还没得到广泛利用，绿色转型和俄乌战争将持久使能源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短期而言，能源短缺迫使政府对各国生产和消费环节进行“痛苦调整”；长期而言，虽然各国生产向环保技术转变以减轻能源短缺压力，但转型期间将会进一步扩大能源冲击。
宏观政策要出力
如果造成“大缓和”的因素有所消退，合理的政策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变得更加重要。第一，财政政策将在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以应对长期潜在产出增长放缓的风险。由于债务与GDP的比率处于或接近历史高位，财政支出应侧重于保护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生产性和绿色投资，这将有助于确保长期发展并重建缓冲未来冲击所需的财政空间。第二，货币政策需要保护价格稳定。40年来，央行首次需要证明保护价格稳定的决心。疫情和战争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急剧上升，央行可以采取两条路径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一条是谨慎的路径。这与货币政策是应对供应冲击的“错误良药”观点一致；另一条道路是应对决心。央行应加强对当前通胀的反应，即使面临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将经济低速的风险降至最低。
通胀成头号敌人
通胀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央行信誉的威胁以及行动太晚的潜在成本，需要央行对于高通胀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回应。第一，通胀持续存在不确定性，行动越犹豫，通胀越难以控制。当通胀持续程度不确定时，最优政策规定对通胀偏离目标的情况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以降低通胀长期居高不下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通胀是由供给驱动还是需求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央行低估了通胀的持续性，且因此缓慢地调整货币政策，通胀成本或将骤增。第二，通胀预期脱锚风险正在上升，央行信誉受到威胁。对于独立的中央银行而言，建立和维持自身信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未能兑现这种信任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成本。一方面，欧元区通胀预期创新高。疫情期间，欧元区平均长期通胀的预期逐渐偏离2%的既定目标，7月该比率为2.2%，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央行需要减少对稳定产出的重视。政策制定者不应在通胀压力可能出现转变的迹象时就停下来，例如供应链中断的缓解，相反，他们需要表明强烈决心让通胀迅速回到目标水平。第三，行动太晚的潜在成本，央行或将面临更大的牺牲。一是经济体对利率的敏感性降低。这意味着通胀预期下降需要更多地推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二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更加平坦。在疫情之前，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央行可以在通胀压力出现之前允许经济过热；现如今，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要降低通胀，一旦通胀变得根深蒂固，可能需要更深度的收缩。三是全球经济状况与通胀的相关性日益增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即使价格能够对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央行也可能面临更高的牺牲率，因为通胀的全球化使央行更难以控制价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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