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制度设计对清洁能源投资具有“隐形杠杆”作用。企业所得税既可以通过基础税收条款间接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对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制度设计对清洁能源投资具有“隐形杠杆”作用。企业所得税既可以通过基础税收条款间接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对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第73号税收工作报告，探讨企业所得税政策在促进减缓气候变化投资方面的作用。报告认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净零转型目标，需要私营部门对清洁能源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过程中，企业所得税政策作为撬动私营资本的关键支点，应予以特别考量。企业所得税政策既可以通过基础税收条款间接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对投资产生直接影响。
私营部门清洁能源投资项目面临障碍
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需求将大幅增长，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3/4的能源领域将成为关键突破口。据估计，到2030年，全球年度清洁能源投资将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增加到4.5%，即每年约5万亿美元。虽然公共部门投资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大部分投资仍需要由私营部门承担。
然而，私营部门的清洁能源投资项目面临诸多障碍。一些碳排放的外部成本未被定价，削弱了清洁技术的竞争力。企业融资困难、信息不充分、政策不确定性等都可能阻碍清洁技术的采用，容易导致投资不足。许多净零转型所需的技术目前还不成熟，成本也没有竞争力，对一些企业来说无利可图或无法部署。此外，现有碳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寿命长、转换成本高，导致新技术的市场渗透需要较长时间。例如，现有燃煤电厂的平均生产成本可能显著低于投资新能源电厂所需的成本。
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低碳转型、清洁能源投资的影响是复杂的。当政府为促进清洁能源投资而实施企业所得税激励措施时，会在不同的政策工具中作选择。一些国家采用定向税收优惠，即直接降低企业获取特定清洁技术资产的税负；另一些国家则将企业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基准值作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以此推动整个行业的低碳转型。
经合组织成员国通常采用基于支出的税收激励（如购置减排设备），通过税收抵免或税收减免，直接降低清洁能源资产的购置成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既采用基于支出的税收激励，也采用基于收入的税收激励，具体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或免除企业所得税。例如，毛里求斯和塞舌尔通过加速折旧引导资金流向电力部门之外的清洁技术项目，马达加斯加针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专项免税额度。
在许多国家，碳税作为一项核心减排工具，兼具环境效益与财政收入双重功能，这些国家通过提高污染活动的相对成本来实现减排。然而，碳税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税收收入分配不公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等现实挑战。相较而言，企业所得税政策作为补充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清洁能源投资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但也存在缺陷。一是激励时效性局限，企业完成设备采购后即失去进一步减排动力；二是政策精准度不足，高排放企业和低排放企业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导致减排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失；三是财政可持续性挑战，税收优惠造成政府收入减少，造成的缺口往往需要新增其他税收来弥补。
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明确企业所得税政策在支持清洁能源投资中的独特定位，尽量减少与其他政策工具的重叠。一方面确保税收激励措施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产生实际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证实所增加的收益能够覆盖行政和合规成本。
企业所得税政策具有“隐形杠杆”作用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制度设计对清洁能源投资具有“隐形杠杆”作用。具体来说，较高的税率会增加企业税负，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通常，资本投资的成本根据预设的折旧年限进行税前扣除。如果预设折旧与实际折旧存在差异，可能导致资本成本的税务核算偏离其真实经济价值。
在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中，债务融资的利息成本可税前列支，而股权融资则不允许。这导致依赖股权融资的清洁技术初创企业的资本成本比传统能源企业高2个—3个百分点，从而使企业优先选择债务融资来支持清洁能源投资项目。
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框架下，发生亏损的企业通常可适用亏损结转弥补机制，通过向前追溯或向后递延的方式，用当期亏损抵减其他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亏损可以无限期地结转并考虑通胀指数，那么企业所得税政策可保持风险中性，否则会增加具有亏损风险项目的预期资本成本。
投资项目的差异使企业所得税政策和清洁能源投资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从资产规模看，大型项目更易获得债务融资，而小型项目可能因缺乏债务融资渠道处于不利地位。从成本结构看，高昂的前期成本可能使项目面临流动资金不足，若受亏损结转年限的限制，税收优惠的效用将大打折扣。从使用寿命看，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虽然对核电、水电设施等长寿命资产更具价值，但现有大部分高排放资产仍有较长的剩余使用寿命，这些沉没成本构成了清洁能源转型的巨大障碍。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响应不同。在许多国家，国有企业是能源生产等排放密集型行业的主导力量，对净零转型至关重要。但由于存在特殊的监管政策，企业所得税政策对国有企业清洁能源投资的激励效果可能会被削弱。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布局和跨境税收筹划往往导致其对税收激励的敏感度降低，可能导致针对清洁能源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效果受限。
当然，企业所得税政策对清洁能源投资的激励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状况如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回报预期等都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首先，宏观经济状况对大规模清洁能源投资的影响较大，如在经济波动时期，通货膨胀和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的资本成本，进一步抑制投资意愿。其次，国家产业结构、政府参与度和企业规模等要素会对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效应产生影响。各国在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异，也导致了对税收激励工具的运用有区别。同时，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也会影响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实际效果，既要注重与碳税、能效标准等气候政策的互补，又要注重与投资审批、财政补贴、行政许可等非气候政策的配合。此外，全球最低税、欧盟的国家援助规则等国际和多边税收政策正在重塑各国清洁能源税收优惠的政策空间，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进行企业所得税政策设计的经验与优化路径
进行企业所得税政策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对清洁能源投资决策的导向作用，通过降低政策对边际投资决策的扭曲效应，有效支持清洁能源投资。
虽然企业所得税政策在促进清洁能源投资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但作为气候政策工具仍然存在明显局限，可能扭曲投资决策，导致税收收入损失。而在推行碳税政治阻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政策可作为其替代或补充措施，共同促进清洁技术的采用。
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不同目标，并考虑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为了使企业所得税政策更好地支持清洁能源投资，报告提出了3项关键举措：
首先，识别并消除阻碍清洁能源投资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障碍，包括对化石燃料的优惠以及税制的扭曲。报告指出，全球仍有48个国家为油气勘探提供超额成本抵扣，其中加拿大“资源津贴”抵免率达28%。这些措施不仅扭曲市场信号，更与气候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各国应根据自身的清洁能源投资需求，科学评估企业所得税中相应的政策规定，为后续税制改革提供精准的依据，以“碳强度阈值”限制高排放行业税收优惠。
其次，将企业所得税改革作为气候治理工具进行评估，在鼓励清洁能源投资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效率损耗、减少管理成本。报告建议，通过优化融资成本抵扣机制、改进税收亏损结转弥补规则，可以有效降低清洁技术的资本成本门槛。这种改革既能提升清洁技术的投资吸引力，又能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尤其在气候政策有力实施的地区效果显著。例如，比利时“虚拟股权津贴”允许企业按长期国债利率抵扣股权成本，使初创清洁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1.5个百分点。智利允许清洁项目亏损向前结转3年、向后无限结转，并允许随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使高风险技术投资意愿提高25%。
最后，谨慎采用定向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通过政策设计平衡收益与潜在的风险和成本，并建立持续的审查机制。报告强调，税收激励措施一旦颁布就很难随意取消，因此在设计之初就应基于明确且合理的政策目标，并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成本，通过定期评估来发现问题、适时调整，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单一工具难以破解复杂市场失灵问题，唯有将企业所得税政策与碳税、公共投资、金融监管等政策协同实施，才能构建稳健的净零投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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